昨日上午，湖南省高院对“上访妈妈”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，唐慧胜诉。无论对唐慧还是司法机关来讲，这都是一场艰难的胜诉。这场诉讼具有特定意义，折射了公众对废除劳教制度的期待，以及司法机关对此的态度转变。

 

把这场官司放进唐慧漫长的寻求正义旅程中，更可体会这个结果是多么来之不易。从2006年10月唐慧11岁女儿乐乐失踪后，她就踏上了这条漫长而又艰辛的道路。从为女儿讨还公平，再到为自己讨个说法，假若不是相信人间还有正义在，这位“上访妈妈”恐怕很难走到今天。在这条路上，有过许多与她类似的同路人，他们的声音却已消失在强大的维稳体制之下。和他们相比，唐慧无疑是幸运的。她的悲惨遭遇得到了公众舆论的关注，她的维权活动得到了社会支持，这对公权力的运作形成了有力监督与制约。

 

但唐慧的胜诉并不能让人感到有多少欢欣鼓舞。对唐慧实施劳教的决定，本身就是错误行为，法院判决无非从司法上确认其不当性。从唐慧的维权历程看，其中也存在若干遗憾之处，让人不敢对一桩个案过度阐释，赋以更多积极意义。具体而言，这一方面牵涉到法律制度及其执行的问题，另一方面涉及人们在寻求正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。

 

于法律制度及其执行层面，二者问题有所区别，不可混为一谈。如唐慧案，问题的总根源在于劳教制度，这一制度的严重弊端有目共睹，相关改革也已开启。不过唐慧案之所以引起舆论高度关注，还在于相关部门执法的随意性，以及执法过程的简单粗暴。这些执法中存在的问题，给当事人带来了直接伤害，有时候显得比制度本身更让人难以忍受。但要看到，在制度改革未获实质突破前，对相关执法问题的纠正并不带有普遍性。从法治建设角度，废除恶法的诉求与纠正执法偏差有着不同机理与路径，不可忽略。

 

人们在追寻正义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较为突出的是把个案悲情化与泛道德化的倾向。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，个人遭遇不可避免带有悲情一面。包括唐慧案在内，之所以引起舆论关注、群情激奋，也在于这些案件牵动了人们的情感，让人感同身受。只不过，法律关注的是事实，正义的前提是真相，既不能让悲情左右判决，也不能用泛道德化影响司法。

 

日前微博上流传的关于唐慧及其女儿的一些闲言碎语，就给这场判决蒙上一层阴影。有人指出，唐慧女儿乃“自愿卖淫”，她本人还曾接受外界数十万元捐赠，并非外界想象的那么悲惨。这些说法不值一驳。例如，对于一个11岁的未成年少女而言，根本不存在也不该存在“自愿卖淫”的说法。但就此应反思的是，早前舆论对唐慧案的报道以及对案件本身的描述，是否过于悲情化。在一些描述中，唐慧甚至被形容成反抗劳教制度的英雄人物。这固然有利于吸引公众关注，但不得不说，这种维权叙事既可能影响舆论，也可能遮蔽一些事实。唐慧今日所受质疑，在一定程度上乃拜此前过度悲情化所赐。

 

这个问题，在当前备受关注的曾成杰案中表现同样明显。近日，长沙市中级法院对湘西非法集资案主犯曾成杰执行死刑，因其女儿在微博称未接到法院通知，引起网络热议。特别是，长沙中院在官方微博发表不当回应，引来大量网友反驳与批评。应该说，这事情只涉及法律执行方面的问题，与曾成杰本人是否有罪或是否罪该处死并无直接关联。曾成杰一案颇为复杂，涉及民间融资的罪与罚等问题，显然不能光凭其女儿或代理律师单方说辞，也不能因法院存在司法瑕疵就加以认定。有些人把这个问题与案情本身混为一谈，认定此案必有冤屈。这种泛道德化的指认，很容易陷入判断误区，影响对真相与正义的追求。

 

有必要重申一点，正义来源于真相，没有真相就没有正义。我们要始终用真相照亮寻求正义的道路，而不能被情绪迷惑了双眼。

 

2013年7月15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