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天应邀作为嘉宾参加了新书《再会，老北京》读者见面会。作者迈克尔·麦尔（中文名梅英东）和《江城》的作者彼得·海斯勒（中文名何伟）一样，都是作为美国“和平队”志愿者来到中国，先是到了四川当英语教师，后来搬到北京住了十年。于是就有了这本书。

 

在这本书里，迈克尔先生主要谈的是他在北京胡同里的生活，以及他如何见证了拆迁对这座城市社区文化的伤害。书里有许多细节，读来让人为之感慨。稍感不足的是，他似乎并不打算从更多的制度原因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这一切。这或许是因为，他并不绝对反对拆迁。在这本书里，他更多是以个人的视角来关注拆迁，也就是融入那些被拆迁者的生活中，一起去感受他们的酸甜苦辣。

 

北京老胡同的拆迁问题，和中国多数地方其实没有多少不同。其典型特征就是，这是一场以政府为主导的“去旧迎新”运动。无论北京是以迎奥运的名义，还是别的地方以什么公共利益之名，都不会改变这种特征。在我看来，这不啻一场新的土地革命。或者说，这是一场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土地（使用权）再分配过程。至少从手段上看，这场“拆迁革命”和过去的“打土豪分田地”和“分田到户”没有根本区别，都是依托权力强制进行的利益分配模式.

 

例如“打土豪分田地”，所采取的手段就是“革命”，革的是地主的命。这次土地革命，贫农、雇农是既得利益者。又比如“分田到户”，这次“革命”的对象是权力自身，也就是对1949年以后土地集体化（和人民公社所有制）的一次纠正，直接受益者是全体农民。到眼下这场拆迁运动，利益分配对象却完全不一样。这一次，是政府把给老百姓的土地（使用权）又征收了回来，政府和商业公司是最大既得利益者，而被拆迁人即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却受到压制。

 

通过简单比较，可看到这种依托权力强制进行的利益再分配，其实就是通过损害一部分群体的利益，去满足另一部分群体的利益，因此难免出现受损害群体的权利被漠视，而主导者以及既得利益群体的权力却未受到足够平衡的情形。由此也可看出，当下这场轰轰烈烈的拆迁运动之历史渊源。

 

革命本身就是一场疾风骤雨般的社会运动，而当其主导者本身又是既得利益者，不难想象，倘若没有受到约束，其利益冲动就会像脱缰的野马，一发不可收拾。许多城市的拆迁最后往往变成了暴力拆迁，这并不是因为公共利益至上，而是其内在的权力逻辑使然。这种权力的逻辑决定了其手段与本质，赋予了这场拆迁运动的暴力特性。你看，不管在哪里的拆迁活动，哪怕一开始披着什么样的美丽外衣，一旦出现“钉子户”，其真实面孔就将暴露无遗。

 

当然，就像读者见面会上有人所说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。还有人说，拆迁就是告别传统的生活方式，有些人一开始可能不习惯，但最终会享受拆迁后的现代生活方式。不能说这些说法没有道理。实际上，许多拆迁纠纷并不是因为拆和不拆，而是因为怎么拆、怎么迁等补偿问题而产生。但这里关注的是这种手段所导致的后果。换句话说，这种拆迁的内在逻辑，已决定了其具有非正义的一面。这是一种以不民主的方式进行的社会运动，其结果的好坏也无法改变其不民主的特征。实质正义，难以掩饰程序正义的缺失。就此而言，拆迁问题只是中国当前社会制度弊端的一个缩影。

 

在这场政府主导的社会运动中，付出代价的不仅是被拆迁人的利益，还有更多。如迈克尔·麦尔书中一直在谈到的社区文化的消失问题，还有传统建筑及其文化被破坏造成的人文割裂问题，都非常值得正视。社区文化或可再造，人文记忆失不再来。一座城市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的，拆迁让一个人从内环迁移至五环六环，这只是物理运动，但他就此失去儿时生活的点滴印迹，这却将使他成为一个没有根的人。

 

记得书中有被拆迁人说，今后我总不能拿着GPS站在肯德基餐厅里，告诉儿子这是我出生的地方吧。社区联系与人文（共同）记忆，是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稳定的基础，可想而知，失去这些将意味着什么。这种权利缺失的痛感，将为整个社会带来难以弥补的创伤。当然，在见面会上我并没有讲这么多。“再会，老北京”是一个比较适合怀旧的话题。但我总觉得，这个话题有点不合实际——倘若“老北京”已然消失，还能“再会”吗？

 

2013年5月14日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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