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月19日《人民日报》在一则介绍我国器官捐献现状的报道中披露：从2010年3月我国开展器官捐献试点以来，目前已有19省、市、区加入试点，实现自愿捐献仅659例。

我国器官移植始于上世纪60年代，到1974年成功进行了第一例肾移植。如今，中国器官移植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。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现实是，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需要器官移植，可只有约1万人能够完成移植。器官捐献是器官移植的一个来源，供需严重不匹配，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状况。如何提高器官自愿捐献率，因此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。

这令我想起一件未曾实现的捐献故事。几个月前，亲戚的小孩因白血病住院，期间得到许多热心人捐助。遗憾的是，小孩最终还是无力回天，医生几次下达了病危通知。有一天，小孩父母征询我的意见，表示想捐献小孩的眼角膜，回报社会对她的关爱。思虑再三，最后这件事情还是作罢了。

回过头来看，孩子的父母想捐献眼角膜，表明他们平时接触过器官自愿捐献相关宣传。不过，他们并不知晓具体该怎么做，也不知道谁在负责器官捐献事宜，这又说明相关知识宣传尚不到位。报道也提到，在50名受访者中，有36人误以为联系医院也能进行器官捐献，而不知道红十字会或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才是正确的捐献途径。这是阻碍器官捐献事业发展的一个方面。

但让他们打消念头的原因并不在这里，而是出于传统观念。包括我都认为，小孩来到世界如此短暂，又受了那么大的痛苦，还是应当让她好好地离开人间。这也是许多人不愿捐献器官的一个伦理原因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在这种传统观念影响下，人们更愿意带着完整的躯体告别人世。“未知生，焉知死。”这也让人们生前忌讳谈论身后事，而在这种情形下，亲属更不敢自作主张，把死者器官捐献出来。

此外，目前国内器官捐献法规与机制尚不健全，导致乱象频出。例如，虽然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遵循自愿、无偿原则，刑法修正案也规定了“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”，但在现实中，人体器官非法交易并不鲜见。在这其中，一些医疗机构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。就算不说这些非法交易现象，许多器官捐献者也不知道自己的器官捐给了谁，医疗机构有否从中不当牟利。这种种问题，无疑也增添了人们对器官捐献的顾虑。

因此，要提高器官自愿捐献率，除加大相关知识的宣传力度，理顺相关体制机制外，还应提高和满足器官捐献者的权利需求。《移植条例》规定：公民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。但这还不够，对于器官捐献者及其亲属，他们还有权知道器官捐献以后的事情，如器官摘除、保存、移植等环节。换句话说，除捐与不捐的自由外，器官捐献者还拥有必要的知情权和选择权。这样的话，人们也才能知道所捐器官是否被合法、正当地移植，真正造福于人类。

当前国内器官捐献遭遇的困境与无偿献血制度不无相似。如果人们除了无偿自愿献血外，对自己的血液（制品）流往何处一无所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机构借此牟利，人们就不可能有积极性。捐献器官与无偿献血又不可同日而语，这不仅需要捐献者突破传统观念，还需要更多人参与其中，所以人们对相关权利的要求会更加迫切。目前国内人体器官自愿捐献数量不多，更加说明应正视上述问题，并有所突破。

2013年4月19日

《广州日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