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些日子，一位长期跑政法的媒体朋友神秘地告诉我：浙江高院已决定对十年前一桩杀人案进行改判。

他说，被无辜牵扯进这桩强奸杀人案的是来自安徽的叔侄俩，他们原本是开货车的。当年他们跑车到杭州，途中让一同县年轻女性搭顺风车，结果女的在杭州被杀害，叔侄俩成为重大嫌疑人。他重点提到的是，这案子当年之所以定案，是通过线人在看守所“贴靠”，获得口供。后来这个线人出事，才扯出这桩冤案。代理这桩案子的律师，也就是涉及同一个线人的另一桩冤案的代理律师。那桩案子成功翻案后，这对叔侄托人找到了这位律师。

这对叔侄就是坐了10年牢的张高平和张辉。十年一觉冤狱梦。如今，他们已平安回到家乡，却不得不面对家庭破散的悲惨命运，努力重新生活。媒体报道的，与朋友所说的差不多。不过有些细节未引起足够重视，或者没有披露出来。例如，这案子能够翻案，并非司法系统主动进行重审。事实上，这对叔侄历年来递交给浙江方面的申诉材料都石沉大海，没有进行登记。更值得强调的是，当年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证明死者被强奸致死，结果张氏叔侄仍以强奸杀人罪定罪。

这起案子令朋友十分困扰。他向来认为，杭州公安人员素质比其他地方好，不敢乱来的。平时，如果有人说一句公安坏话，他都要与人争论半天。这桩案子却让他不得不承认，过去对公安的看法太一厢情愿了。他也说，平时听到过公安说要找人“贴靠”获取口供，他却从未往坏的方面想。但在我看来，他原来的想法本身就过于主观，即便有经验作为支撑，也不能证明那就是全部事实。可见，人的经验多么具有欺骗性。

为此案感到震惊的，还有他的一位公安朋友。这位朋友在公安系统担任一定职务，自己却也说：以前总认为这种冤案只会出现在“穷乡僻壤”，没想到这次就发生在身边。这种看法颇具代表性。这说明连有些公安人员都认为，会在这种案子上出现如此明显差错，简直不可想象。实际上，包括上央视表示此案”无懈可击”的那位“女神探”，自己都未必料到真相会这般惨烈。

这位“女神探”敢于上央视现身说法，除非心理十分强大，否则只能说她当时认为张氏叔侄确实是真凶——因此才会那么相信口供。换句话说，在对张氏叔侄进行审讯时，她在主观上可能已认定他们就是凶手。而且很有可能，她以及她的同事平时就是这么办案的。据说，当公安人员从监控锁定张氏叔侄时，便已认为破案在望。大概也是在这样的实操经验支撑下，一桩从证据上难以定罪的案子才会这么被办成“铁案”。

由此，我们不难勾勒出这起冤案的制造过程。审讯人员主观认定谁是凶手，然后采取非法手段诱供、逼供来实现获得口供目的；之后，检察院、法院在同样心理暗示下，一路开绿灯，直至把张氏叔侄投入大牢。为此，相关部门忽视了现场找不到证据证明死者被强奸的关键情节，忽视了从被害人身上提取到其他人DNA的关键证据，忽视了勾海峰案（即此案最大可能的真凶）与此案的高度相似性……

公安人员不是根据客观证据来办案，而是根据主观判断来寻找证据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。这表明了程序正义的严重缺失。检察院、法院缺乏独立性，跟着公安部门的感觉走，也是这桩冤案产生的另一重要成因。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，有一个公开的秘密，就是对证据充分的案子一般判处死刑，而对证据不够充分的则判处死缓或无期。这看似公允，实则也在不断侵蚀着司法的正义性。其背后思维就是“宁可错判，不能放人”。这种司法思维，与“命案必破”、“结案率”等考核指标息息相关。

在这样的执法与司法背景下，可以说发生张氏叔侄的悲剧并非偶然，相反他们沉冤得雪才算得上是一个异数。这是一个体制性痼疾，与冤案发生在哪里无关。河北青年聂树斌冤死已十八年，真凶现身也已八年，但这桩案件至今未能翻案，足以说明问题。

2013年4月1日